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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《盛京賦》的寫作與傳播

2019-05-07 12:18:43 來源:現代語文網

辭賦與制度的關系非常密切,古代帝王的推崇往往決定了賦創作的繁盛,如漢武帝好賦并有《李夫人賦》的寫作與漢賦“一代之勝”崛起的關聯,唐太宗親撰《小山》《小池》賦引出一批文臣的應詔和作,而在清代的康乾盛世,因康熙帝敕大學士陳元龍編《歷代賦匯》并御制《序》文盛贊賦功,致使有清如翰苑考賦風熾,乾隆帝更是親撰《盛京賦》,洋洋數千言,為千古帝王創作散體大賦唯一人,于是文臣學士心摹手追,連篇累牘,賦勢大振,而且當朝就譯傳海外,流韻至今。外研社與沈陽出版社召開發布會,向世人宣告246年前法國巴黎出版的法文版《盛京賦》(包括注釋等)轉譯回國,即法漢對照本《御制盛京賦譯著》正式出版發行(龍云主譯,版)。盛京,即奉天,今沈陽,為清王朝滿族統治者“愛新覺羅”氏的發祥地,然因該賦作者身份特殊,所以賦寫盛京,卻非限一隅,亦非寫“陪都”而已,實具“帝國賦”的書寫價值,并以“文化品牌”得以“宣威海外”,成為十八世紀中外文學交流的重要文本與契機。

乾隆《盛京賦》的寫作與傳播

據《清史稿·高宗本紀》記載:乾隆八年(1743)“冬十月庚戌朔,上御大政殿……御制《盛京賦》!边@年九月“乙未,上奉皇太后謁永陵。丙申,行大饗禮”;“辛丑,謁福陵。壬寅,行大饗禮。謁昭陵。癸卯,行大饗禮。上奉皇太后駐蹕盛京。朝鮮國王李吟遣陪臣至盛京貢方物”;“乙巳,上詣文廟釋奠。幸講武臺大閱”。這是乾隆登基后第一次東巡,在拜謁永陵、福陵、昭陵等一系列以祭祖為中心的禮儀活動后,“奉皇太后駐蹕盛京”而作此賦。據清人柏葰《陪都景物略賦序》稱:“昔人《三都》《兩京》之賦,鋪張揚厲,宣上德而抒下情,抑亦雅、頌之亞也。我國家龍興東土,沈陽尤為根本重地。伏讀圣制《盛京賦》,古奧排宕,典則宏深,誠非顓愚之所能窺測!保ā掇倒円黟^鈔存》卷上)可知該賦以前人京都賦為摹寫樣本,卻因“祭祖”主題而兼取禮儀賦的寫作方法。

從創作結構分析,乾隆的《盛京賦》是典型的大賦創作,由“序文”“賦文”與“頌詩”三大部分組成,而賦文中首段從“歲大淵獻”到“爰賦其略”又屬于賦的“內序”。讀該賦序文(以下賦文引自《皇清文穎》卷首十八《盛京賦》),其創作宗旨大體可見。序文首節,先標“三心”,即“父母之心”“祖宗之心”與“天下之心”,并以為“以祖宗之心為心居其要”,這既與其賦以祭祖為主旨相合,也闡明了君主宗法制的“傳統”意義。次節以孔子“明乎郊社之禮、禘嘗之義”引出“我國家肇興盛京邠岐之地”及“皇祖(康熙)六十一年之間三謁丹陵,用展孝敬;皇考(雍正)在位,百度維新,日不暇給……未舉是典”的回顧,強調廟祭禮典的重要性,以明“予小子纘承丕業,懼德弗嗣……敬奉神器”的行為及意義。末節敘寫本事“爰以乾隆癸亥秋恭奉皇太后發軔京師,屆我陪都”,并引漢人王延壽《魯靈光殿賦》“物以賦顯,事以頌宣”語說明作賦之內涵與價值。

讀賦的正文,除了前述“內序”一段,其首起之語乃“粵我清初肇長白山”,極含深意?脊糯圩谥皆莱绨,遠之“昆侖”,乃諸神之所集;后則“泰岱”,為漢帝封禪祭天之所,復有“尊孔”的文化內涵。而滿清起于關外,視東北長白山為祖山神靈,龍興之地,故康熙十六曾頒旨“宜加封號,永著祀典”?滴踝詾椤锻腴L白山》詩有句云“名山鐘靈秀,二水發真源”,所謂“二水”,指的是松花江與鴨綠江;“千秋佳兆啟,一代典儀尊”,因一代之“尊”,方著“祀典”。而乾隆也有《望祭長白山作》《駐蹕吉林望叩長白山》詩作,如前首有云“五岳真形空紫府,萬年天作佑皇清”,此與賦之首贊“長白”,相得益彰。而清初吳兆騫因罪流放寧古塔,作《長白山賦》,序謂“我國家肇基震域”(震域指東方)、“昭應皇輿,合祥帝室”,賦文贊頌“猗茲山之峻極,眇群岳而獨尊”,雖不乏謫臣諂媚而僥幸之心態,然其所述應合史實則不誣。而由長白山興起,全賦構文的主線是寫滿族起源、崛興以及祖宗開辟、成功,復闡盛祭祀之典的勛績,然因駐蹕盛京,并以為題,所以賦中對盛京建制、地輿、物態(自然景觀)、氣象(人文景觀)的描繪,占有大量篇幅。如敘盛京之建立:

天命十年,相險宅中,謂沈陽為王氣所聚,乃建盛京!谑呛踝髵冻r,右據山海,北屏白山,南帶遼水!瓥|盡使犬之部,朔連牧羊之鄙。啟我漠惠之厚,擴我俄朵之址。高燥埤濕,原田每每,走大野而拱太室者萬有余里。

據史載,公元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建汗,號大金(后金),1636年清太宗皇太極稱帝,號大清,1621年遷都遼陽,1625年遷都沈陽,改稱盛京,1644年攝政王多爾袞帥兵入關,定都燕京(北京),以盛京為陪都。乾隆此賦,正是這段歷史的文學性描述,如謂“我世祖(順治)因人心之歸清,順天意之厭明,掃驅除之閏位,統子弟之精兵,無亡矢遺鏃之費,而膺圖正位乎燕京”,并謂盛京雖“陪都實惟帝鄉”。作者為宣揚帝嫡之正,抹去多爾袞的貢獻,然涂寫歷史,潛符默契。當然,由盛京到燕京,記載了清人建國之歷程,然其中滿族之發展,誠為內在之線索。賦文自述“帝女天姝朱果是吞,爰生圣子,帝用錫以姓曰覺羅,而徽其稱曰愛新”后,復寫“八旗”之成立云:

吉君臣之一德,而擴我闥于八荒。正號紀元,以受天慶,于是定兩翼之位,列八旗之方。黃白紅藍,有正有鑲。法其象于河鼓,則其數于羲經,神其變于三五,握其奇于九宮。

于是再寫“八旗”子弟之戰功:

若夫人自為戰,王者無敵。角崖則百墉失憑,旌揮則三邊定檄。義不返顧,勇不重壁。是以敉四海而莫攖,亙千古而鮮匹!坚髦性,我戎是修。

武備戰功,是其入主中原的保證,所以耀武揚威,津津樂道,也是乾隆賦中不可或缺的。當然,沿襲前人都城賦創作慣例,該賦在書寫物態(山水動植物等頗有區域特色)、宮室、田獵、朝貢之后,又以歷代興亡為訓,恤民耕作為念,以彰揚“有道”的德治傳統。如賦中寫田獵“古者蒐苗狝狩之禮,所為昭詎,其害三時之土谷,奪百姓之膏腴,蹂桑柘之地,廣虞獵之郊,如《子虛》《上林》之所嘲也哉”,即借漢賦之諷入己賦,而警醒其行,從作者身份的轉換(由文臣變帝王),觀其語象的呈示,則不乏新義。

如果說乾隆這篇賦有什么文學價值,或難以為說,但考其寫賦目的,則有兩點意義值得申述:第一,彰顯帝國氣象。如賦末頌詩首幾句:“于鑠盛京,維沈之陽。大山廣川,作觀萬方;⒕猃埍P,紫縣浩穰。爰浚周池,爰筑長墉,法天則地,陽耀陰藏!逼渌鼋^非盛京一地,或如宋人程大昌評司馬相如賦寫“上林”是“該四海言之”(《演繁露》卷十一)。我們不妨對讀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記述清王朝經圣祖、世宗拓疆后“逮于高宗,定大小金川,收準噶爾、回部,天山南北二萬余里氈裘湩酪之倫,樹頷蛾服,倚漢如天。自茲以來,東極三姓所屬庫頁島,西極新疆疏勒至于蔥嶺,北極外興安嶺,南極廣東瓊州之崖山,莫不稽顙內向,誠系本朝。于皇鑠哉!漢、唐以來未之有也”的一段文字,足見乾隆寫賦的襟懷與意旨。第二,樹立皇清圣統。對此,略舉一例,即乾隆在賦序中寫“肇興盛京”則緊系“橋山在焉”語,考“橋山”指陜西“黃帝陵”,又賦末頌詩復謂“緬仰鼎湖”,又取黃帝鼎湖乘龍升天的典故,遠宗黃陵,近祀列祖,用心所在自明。我們再看乾隆八年癸亥冬十月(即作賦時)諭王公宗室有云:“滿洲、蒙古、漢人皆有一定之禮,即以漢人文學而論,朕所學所知,即在通儒,未肯多讓!保ā肚鍖嶄洝肪矶俣┯纱丝梢,乾隆一面強調繼承祖宗法制的重要,一面又提及對漢文學習堪比通儒,其用賦體這一漢人論證圣統合法性的文學樣式,來強調祖宗盛德,《盛京賦》調和效法祖宗舊制與借鑒漢人禮儀之矛盾的重要功用,耐人尋味。

《盛京賦》完成后,即由內府武英殿刻印,有滿、漢版本(傅恒等編刻本),而且于“乾隆戊辰(十三年)春,特旨開《盛京賦》篆字館”(周亮工《印人傳》卷四),以三十二體篆書印制,至于抄錄、刻印、影印諸本亦多。而茲賦對當朝賦體創作的影響,誠如嘉慶十年進士徐松為其業師英和《卜魁城賦》作跋所云:

恭讀高宗純皇帝圣制《盛京賦》,流天苞以闡地符,一時名公巨卿如周海山先生使琉球作《中山賦》,紀曉嵐先生謫西域作《烏魯木齊賦》,和太庵先生鎮衛藏作《西藏賦》,獨黑龍江界在東北邊,曩惟方恪敏公有卜魁雜詩及竹枝之作,而研都煉京,天則留待我樹琴夫子發攄文章,為封疆增色。

除了徐氏所述賦篇,尚有如全祖望《皇輿圖賦》、朱筠《圣謨廣運平定準噶爾賦》及徐松所撰《新疆賦》,文守元《四塞紀略賦》、王必昌《臺灣賦》等,為“封疆增色”并涂飾皇清盛世的賦作,昌明一時。上“好”下“甚”之規律在賦域的體現,這可算一個典型案例。

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,《盛京賦》的傳播及影響更是令人驚訝。法國耶穌會錢德明(JeanJosephAmiot,1718—1793)神父1750年來華,居北京長達42年之久,其中一大學術貢獻就是將《盛京賦》翻譯成法文并詳加注釋,推介到歐洲,后經東方學家約瑟夫·德經的審校(并作序),于1770年(乾隆三十五年)由巴黎提亞爾(N.M.Tillard)出版社刊行面世。盡管其譯文的準確性在當時及傳播過程中褒貶不一,然其譯介此賦的文化意義,卻因反響巨大而卓絕非凡。崇拜中國文化的法國作家伏爾泰以此為主題發表《致中國皇帝書》高歌“請接受我的敬意,可愛的中國之王”,狄德羅評述《盛京賦》“包含著一種父愛的精神,令人感動和著迷”(詳見錢林森《中國古典詩歌在18世紀法國的傳播與影響》,《第一屆中國古典文學高端論壇》,南京,2015)?梢哉f,《盛京賦》在歐洲掀起的“中國風”,已逸出“賦域”,具有了更為廣遠的文化內涵。

5月13日,美國漢學家、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教授康達維(David Knechtges)博士受邀在南京大學文學院作“歐美賦學研究史”演講,他所提到的第一位歐洲賦學翻譯家是費之邁(August Pfizmaier),其將屈賦之《離騷》譯為德文,并于1852年出版。而比較錢德明譯《盛京賦》于1770年在巴黎出版,遲了近一個世紀。于是課后提問,我說出這樣的想法,是否因錢譯《盛京賦》(屬于其時的“當代文學”)在歐洲的流傳以及其極為現實的功用(中歐關系),才引起了其后歐美學者(19、20世紀)對中國古老賦學的關注?康教授笑著回答:“這個問題很重要!

為什么《盛京賦》在當時就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?答案很簡單,因為作者是中國的皇帝。而由《盛京賦》引發的賦創作的繁盛,從某一側面可以說明中國古代的文化繁榮,往往是文化專制的結果,在文化專制(如文字獄)的同時,恰是根據統治者需要而進行宏大文化工程建設的“盛世”。清代康乾時期的文化人如此,那些獵取中土文獻的外邦眼光又何嘗不如此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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